柏林时间十八点整，梅露兰·多拉打来电话，关心苏长青的创作状况。
毕竟大学里修过电影相关专业，她有点反应过来了：“您既然有能力为日本人提供剧本，按道理应该储备充足，怎么会否定一个就需要构思新的呢？”
她倒是没有质问的意思，是真的不解，实力不允许她怀疑自己的魅力，不相信苏长青宁可在酒店里睡觉也不陪她玩。
苏长青努力装作清醒，但并不成功，听声音就是刚睡醒。
“我没有外购剧本的习惯，一直自主创作，储备的都是故事。”
一天过去了，梅露兰·多拉思前想后有了些歉意：“我不该干涉您的创作，回来后认真反思，或许我的想法太狭隘了，就像中国成语说的那样，旁观者清，您对德国以及西方社会的观察可能是对的。”
何止是可能对的，苏长青多看了三十年历史，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下某些结论。
有些事一旦掺合了私人感情就容易变味，梅露兰·多拉对苏长青好感虽然还没有与日俱增，但也算与时俱进，这是把民族自豪感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另外她虽是德裔，毕竟是美国人，那种下意识占领道义高地的欲望非常强烈，不愿意输给任何人。
何况这些年好莱坞也没少污蔑糟蹋德国，各种神剧不计其数，有些剧的质量并不比后来的抗日神剧好多少，相比较之下苏长青反而显得尊重多了，有什么好计较的。
另外有一点必须承认，不善于自我反省与纠错的人或者民族都不太可能成为顶尖，即便一时风光，最终仍是跟班。
日本和德国是最好的例子，德国该说软话时很软，关键时刻噗通就跪下了，然后举世称赞其道歉的勇气，发展限制因此少了很多，最终成为欧洲真正的霸主。
姑且不论是否骗炮，反正战场上没实现的后来依赖发展实现了，而日本却功亏一篑。
后来梅露兰·多拉对苏长青说过：“以我的观察，中德是最相似的两个民族，都善于思考甚至热衷于自我批判，有很强的纠错能力，都会为不是世界一流而焦虑，这在其他地方很少见。”
其实真正熟悉美国的人都了解，德裔才是这个国家最大族裔，很早就超过了盎格鲁撒克逊人，德语一度差点被定位官方语言，德裔在政治经济中的话语权也是非常大的，甚至二战盟军东西两个战区的司令官都是德裔，当年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打败了德国人。
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互联网上德吹挺到了最后的原因，再往后真找不到可以吹的人了。
苏长青把放弃《朗读者》的面子彻底给了梅露兰·多拉：“你的建议还是对的，我是局外人何必掺和这些事，这电影拍出来也不会被理解，如果西方人拍类似一部解构中国人精神的电影，我也会不舒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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