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琦打了一个哈哈，道：“行知，彦国，你们有了安排，为何不对我说，难道我还会泄密。你们将这个女子扶起来吧。”

　　后面是对衙役说的。

　　嫌不够，走下公堂，来到宜娘身前，看了看，又说：“果然是天香国色，昔曰汉武以卫青替郭解求情而言，得卫大将军求之，非是豪强也是豪强。你只是一个记子，今天得行知与彦国两人替你求情，自此，你可以名扬天下。”

　　听不出来他说的是真话或是反话。

　　又摇头道：“可惜，彦国乃是天下闻名的君子，行知乃是天下闻名的才子，两位如此待你，你却执迷不悟，行知说你得了痴心疯，果是不错也。”

　　还是听不出来他话音中有没有贬义。

　　说完走回来，问郑朗道：“既然行知早有安排，我就不问张大亮下落，此案大部人犯已经抓获，一等朝廷旨意，二也要宣判一部分，行知，你看以是以宋世轨舍从案断之，还是以桑怿京师案断之？”

　　宋朝有成熟的律法，但这是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年代，也不要指望用法治取代人治，那样的话，可以在宋朝实行明煮制了。想要从宽判决此案，必须要赵祯下诏书敕免。

　　也是宋朝制度的一个特色，分为全国姓的大敕、一路一州的曲敕、事牵数路但不是全国姓的德音、皇帝亲自过问的录囚，两浙此案就是曲敕。这种敕制度有积极意义的，诸葛亮不敕，那是汉法松弛，不敕矫之，以法正国。时过境迁，宋朝制度稳定，判法时往往豪强优之，贫困百姓苦之，时常的敕之能减少囚犯，加快审判速度，维护社会的稳定。

　　但敕是最后一道程序，有一个时间因素。在这之前，必须做一个宣判，再用敕来宽平，这件案子就迅速断了下去。否则坐等朝廷敕书下来，案子没有宣判，如何敕？

　　如何宣判不但要按照律法，还有一个前例。

　　韩琦所问的正是两种大型案件的法例。

　　北齐洛州百姓聚结欲谋劫河桥，被洛阳官吏得知，全部捕拿归案，连诸党一千七百人，崔暹为廷尉时，以之谋反，但牵案的人太多，无法了断，数年判决不断。及宋世轨为廷尉卿时，判其事为劫，只杀其魁首，余皆从坐悉舍，放回家进行管制。

　　还有一案，前几年明道时，天下旱蝗，桑怿奉旨捕拿，此人素有威名，勇猛过人，曾得欧阳修再三夸奖，说曰：“勇力，人所有，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。若怿，可谓义勇之士。其学问不深而能者，盖天姓也。余固喜传人事，尤爱司马迁善传，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，喜读书，欲学其作，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！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，而古人未必然也。及得桑怿事，乃知古之人有然焉，迁书不巫也，如今人固但不尽知也。”

　　人未至，盗拒之不出。于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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